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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学生校服改造——一个青年亚文化现象

作为社会服饰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类别，校服传统为世界各地的学校所广泛接纳。正如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所表明的那样，人们对于物的使用不仅是出于对功能性的需要，还有象征性的需要。校服的功能自然也不仅是为了健康和保暖，它也是作为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身份标识，同时折射出学校的文化特色和办学理念，乃至国家的精神气质。除了身份的标识，校服传统也有教育功能的考量，如培养团队意识、传播平等精神等。日本最初规定学生上学必须穿相同衣服的原因就是“让家境困难的学生不产生自卑感，让生活条件好的孩子不在学校里炫耀”。当然，除上述的功能外，校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学校强化教学秩序并维护其监管的工具之一。阿尔都塞曾把学校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本营，在当代民主社会，虽然学校和学生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权利和义务关系而非权力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的教学理念必须符合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并体现中国时代风貌和要求。因此穿校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行为，校服的设计、长短、大小和穿着方式都渗透着学校乃至教育部门的意识形态，学校通过校服传递官方教学理念。以笔者个人经验为例，在学校的官方意识形态中，短发、穿着朴素和按规定安分地穿着干净的校服是良好教养和学习踏实的好学生的体现。而时尚的发型、前卫的着装和怪异的举止则是学校眼中坏学生的典型形象，而这恰恰又是学生在青春期这一生命阶段所应有的心理特征。对一个自我意识在一天天萌芽的敏感青少年而言，宽松丑陋的校服代表的是个性的链条和枷锁。可以说，校服宛然就是学校官方意识形态和学生自我意识之间矛盾上演的生动舞台。这就引出了本文将要探讨的一个当代广泛存在中国乃至世界中学生群体中的文化现象——对校服的改造，这一现象不是单纯的服装设计的问题，也不单是关于审美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青年亚文化的问题，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

对校服的改造不是个例，而是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广泛存在于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生的切实经验之中，且主要集中在处于青春期萌芽的中学生群体中（包括初中和高中），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便能观察到的现象。对校服的改造现象有诸多表现形态，首先是涂鸦行为，在校服的空白处画上喜爱的人物，或是在社交软件当中流行的表情符号，又或标识个性的口号等，这也是一种易于观察的形态。其次是对校服款式的改造，相对于国外中学而言，国内中学校服普遍以运动装为主，往往宽松肥大，掩盖学生本身的形体美，甚至掩盖性别特征，这也是学生不喜穿校服的原因之一。因而不少中学生对校服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整，如把校服原本的直筒裤改为更为时髦并且能够体现形体特征“铅笔裤”、“萝卜裤”，甚至是九分裤。此外，还有的校服改造方式是通过在校服上添加胸章等修饰物实现的。校服改造并非中国学生特权，国外类似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者安吉拉·麦克罗比在其著作《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中就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探讨。她指出“尽管在着装上如此一致而老套，女孩们还是试图在日用品中加入文化的意味，这清楚地表现在她们对校服的穿着上。他们没有以穿牛仔服这样火暴的方式破坏规矩，也没有穿着校服卖弄地抽着烟，取而代之的是，她们只是‘扩展’校服…....她们买除颜色外其他都与校服相同的衣服作为休闲装，至少是官样地把休闲装改变成校服的样子（即：长度到小腿中间的裙子，‘大圆领’背心或套头衫，厚底鞋，要完成这一形象，还要有一个装着书的购物袋），以此来完成‘扩展’”。对于这些现象，社会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校服是中学生良好的整体风貌的体现，同时能够防止学生间由于家庭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的在穿着上的相互攀比行为，中学生仍应以学业为重，不宜过分张扬个性。而支持者则认为校服的统一性会扼杀学生的个性，校服的改造行为正是学生创造力和活力的体现。

二、中学生校服改造——文化霸权的解释

校服改造现象所涉及的不仅是单纯的中学生个人行为，在这一现象当中包含两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两个主体指的是作为校服生产者（提供者）的学校和作为校服消费者（接受者）的学生，而客体则是校服——学校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学生自我意识斗争的场所。因而，若想深入分析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就不能仅仅从学生的偏好着手，把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审美问题。而要在整个从生产到消费的流程中加以考察。正如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大众文化是人民从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中制造出来的，对大众文化的制造可以赋予被统治阶级以力量，去反抗统治阶级对世界的解释。在这里，不仅要考察生产者的意图，也要考察消费者“为我所用”的过程，这样才能全面地把握校服改造现象。

（一）穿校服作为意识形态的实践

虽然学生才是校服的真正消费者，但校服样式的选择一般是出于学校和教育部门的意愿。对于中学生而言，他对校服的主人翁地位并非体现在选择过程，而是使用过程，可以说校服改造行为正是学生作为使用者的艺术。

前文已经提到，除却校服的身份标识和教育意义外，校服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维护秩序，这是通过传递某种潜在的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而实现的，在这种观念当中渗透着学校成人世界对于一个“好学生”的看法，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在这里是把校服当做一个文化问题来探讨，而“文化关注的是意义、快感、身份认同，而不是功效”，约翰·菲斯克在对牛仔裤的研究中就认为牛仔裤渗透着白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步入中学阶段，学校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性别意识和自我意识高涨的群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青春期的叛逆少年。这时，如何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成为难题，采用暴力的方式往往会激发更激烈的反叛行为，校服因此成为学校的一种规训策略。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效果显著。来自美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了校服在强化教育秩序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如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长滩学区实施校服政策后的第二年，其校园犯罪率、打架事件等明显下降。Pate Evans 和Summers( 1999) 对比了“穿校服”和“非校服”的日子里违纪的数量，发现在穿校服的日子里呈报的违纪数目下降了9%，而非校服的日子里增加了38%[2] 。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校服的统一化和规范化减少了造成暴力事件的客观因素，如防止校外闲杂人员进入校园扰乱秩序，但更重要的是校服在规范学生行为上的作用。校服虽不是锁链，无法束缚人的身体，但却无形中作用于人的精神。校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载体，象征着学校认为的一个学生所应有的风貌，可以发现校服的诸多特征都渗透着学校官方意识形态，国内校服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之一即是宽松肥大，这一特征背后的符号意义则是赞扬穿着打扮的低调朴素，贬斥学生过早展现自己身体的性征，因而穿校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有着去性别化、去个性化的功能。对于很多学校管理者来说，过于个性鲜明的学生并不为其所喜闻乐见，时尚前卫意味着不受控制，不在既存权力结构的掌控范围之内。不仅中国如此，在国外规矩朴素也是人们对于一个好学生的刻板印象。1996年，英国教科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DES）在大众电影杂志《影像帝国》（Empire）上刊登的一则图文广告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广告中的两个女孩一个想上大学，而另一个则打算到了16岁辍学，而该广告试图引导人们将穿着时髦的女孩归结为想辍学的坏学生。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当学生穿上校服，他对自己的想象是和踏实朴素联系在一起的，校服标识了一个好学生的身份，让他将自己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并使他的一举一动都要为其好学生身份负责。

（二）校服改造作为符号抵抗行为

以上谈论的是校服作为学校官方意识形态的载体，但校服的改造是使用者的艺术，正如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的成果所表明的那样，要想考察意识形态的效果，必须对消费的过程加以细致考察，必须对消费者“为我所用”的过程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校服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的考察仍然应当回归到作为消费者的中学生当中。作为校服改造现象主体的中学生是一个处于特殊年龄层的群体，他们正在历经生理和心理的急剧转变，在身体上表现为性征的日益凸现，而思想上则表现为反叛和极端，由此产生心理成熟滞后于生理发育的矛盾，他们对被当做“大人”对待怀有强力的渴望。此外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之一，青春期被称为“人的第二次诞生”，这使得青少年更加张扬自我个性，情感强烈而不稳定，逐渐和原本关系亲密的父母和老师产生隔阂。只有考虑到到以上生理和心理的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学生的行为，安吉拉·麦克罗比在关于工人阶级女孩的有关研究中也很好地捕捉了这一点，“女孩们可能会在学校里显露她们的女人气，甚至会和女教师们较劲……支撑这一点的是一种非常明确的需求，即它们要求被当做女人而不是孩子来严肃对待”。

有鉴于此，在学校对于穿校服的强制规定下，很难说中学生会对渗透着学校官方意识形态的校服买账，遑论将其视为自身身份的光荣标识。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显示，身份认同有个人身份和群体身份之分，前者是一种梳理于群体的自我感，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群体或阶层，后者则是一种群体所属感，通过将个人融入某个阶层或群体来定位身份。两种认同感是人们普遍的心理诉求，中学生也不是没有融入集体寻求归宿的渴望，但这往往是他自觉的、主体的行为。校服显然不是作为学生用以构建其认同的自觉选择，而是一种对学生内在个性的模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移入”策略，因而在这里，校服遭遇的是中学生个人身份认同的拒斥，官方意识形态也就遭遇了挑战。然而面对学校的硬性规定，学生并没有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抗议争取穿着自由的权利，也没有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公然破坏学校的规定，他们只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校服“为我所用”了，校服改造现象正是这种“为我所用”过程的结果，这是一种“温柔的破坏、微小的颠覆”，因此，我们可以把校服改造现象理解为一种叛逆的中学生面对学校意识形态操纵下的符号抵抗行为。如果说完好无损的校服所包含的是学校通过自上而下流通于学生中的意义，那么，将其改造便成为使自身与那些价值观念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校服的改造，他们使得校服原有的意义变得面目全非，作为学校和教育部门产品的校服成了他们生产自身亚文化的原料，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修改，抵抗和逃避了学校意识形态的收编，并生产出自己的意义。于是当他们在校服空白处肆意涂上各种搞怪的表情或符号，他们不再是把自己和乖巧听话的好学生联系在一起，而是青春活力个性张扬的独行侠，由此观之，校服改造现象作为一种符号抵抗行为彰显了中学生未被压抑的那一部分文化生产力和创造力。

（三）小结

总而言之，如果将中学生的校服改造行为视为一个亚文化的现象，那么就可以将其解释为学校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学生“符号抵抗”的文化霸权过程。面对难以驯服的青少年男女，作为权威管理者的学校和教育部门为了维护教学秩序而把校服当做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以期塑造一个去个性化且易于管理的学生群体，让学生本分地接受课堂的教育。在学校的硬性规定面前，学生没有完全缴械投降，但也没有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而是在“正规军”的监督下进行“符号游击战”。学校和学生两者在均势妥协中流动，考虑到学生情绪，学校并没有“暴力镇压”这种不尊重校服的行为，而学生也没有公然反抗学校规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使校服“为我所用”，因而校服改造现象作为这种均势妥协的结果应运而生。就这一现象的利弊而言，本文将态度鲜明地表明支持立场，校服改造现象正是中学生创造力和活力的体现，这是作为学生最珍贵的品质之一。但学校毕竟不是无政府之地，而是一个需要规范的寻求知识的神圣场所，因而需要更好地协调自由和管制两者的关系，学校也应该改变专断的家长制作风，将学生对于审美的诉求融入校服的设计。